小镇青年，困在赌博里

新冠疫情再度来袭期间，来自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等多省不同地区的劝返通告，再一次将禁而不绝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摆到了关注焦点上。而在较小而偏僻的城镇中，赌博成风、网贷盛行、诈骗频发往往形成互为因果的关联链。

对于生活在小镇的青年一代而言，全新的信息冲击、颠覆式的消费理念正在深刻改变他们的生活，并将之导向与长辈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
小镇：慢节奏生活下的另一面

早在“逃离北上广”一度成为热词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大压力的二线城市乃至广大的城镇农村，被不少人视为更适合生活的选择。

没有高额房贷车贷的压力，四周也并非那种人人都在努力追求效率、追逐机会的竞争氛围，而是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，上下班打卡、周末周日享受生活，这样的生活方式展现出一种田园牧歌、岁月静好般的风格。

但是如同俗话所说，甘蔗没有两头甜，小地方不像大城市压力那么大，但与此同时，没有了对效率近乎极端的追求，习俗和人情的力量往往就会压过规则。

如果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生活，较好的选项往往是依靠家族人脉和关系网找个轻松的岗位，最好是能走路上下班、午饭回家吃的那种。自我提升的动力通常不会太强，属于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。

然而，这些例证中仍然难免存在幸存者偏差。一旦对“城镇”的范围再放宽一点，家庭能够提供的起点再放低一些，不难发现，相当一部分青年的事业和人生状况实在算不上乐观。而出现在社会新闻中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体，也恰恰有相当一部分由此而来。

把“混社会”当作职业

曾有媒体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调查，结论令人触目惊心：在闽西北一个较为偏僻的小村子，年轻一代中已经养成赌博习惯、并多少沾染过电信诈骗的人数，已经接近该年龄层总人数的四分之一。

这些人的情况往往有一些共同之处。

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，这就导致他们面对一些对学历、技能、经验等条件有要求的职位时，缺乏竞争的实力。不愿意像父辈那样一辈子拴在土地上，也不甘心去附近的工业区接受严格管理约束、朝九晚六。

其中不少人，最后选择了一般人口中的“混社会”作为职业。

往往越是那些地处边界、交通发达、商贸繁盛的小城镇，最容易滋生出各种灰色产业。这些游荡社会的年轻人从事的营生，通常都是在寻衅滋事、敲诈勒索、妨害公务、破坏生产经营之类的罪名边缘疯狂试探。真正走得远、碰红线的不是没有，但毕竟不占大多数。

例如开赌场、开小矿场、争夺工程、垄断行业，都是这些团伙的获利来源。而在团伙中跑腿打下手的人，也就是港片中所谓的“马仔”。

在马仔们自身看来，他们从事的工作并非充斥着暴力。所谓的镇场子、谈生意，需要粗暴应对的情况并不多。大多数时候只是需要有足够的人手、摆出凶狠的态势、展现“必要的时候用拳头说话”的决心，就能够搞定很多局面。

如果不考虑长远规划、可持续发展之类的话题，这一类工作其实也说得上钱多、事少、离家近。

有研究者认为，在通往赌、贷、骗的道路上，选择“混社会”的生活方式往往是迈出的最初一步。这一步看似只有些小危害，真正改变的在于人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模式。

比起细水长流、稳定上升的职业模式，混社会的人更喜欢赚快钱，期待着一夜暴富的到来。钱财到了他们手上往往也留不住，左手借钱，右手就会花出去。

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，既然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赌场相关，那么自己去下场玩玩，实在是家常便饭的事。建立在这一意义上的小镇夜生活，也是充满快乐的。往往直到凌晨一两点钟，营业区域仍然灯火通明。

不少地方流行的赌桌文化中都有这样一项，即“输家不开口，赢家不准走”。大意就是如果某人赢钱之后提议散场，则代表此人没有义气，因为他打断了输家翻本的机会。散场的话只能由输家提出，而输家满心想的都是翻本，又怎么会轻易提出散场呢？

在这样的氛围之下，大多数的赌局都必须玩到尽欢而散。接着再去吃饭、唱K、按摩三件套，自然是由赢家结账买单。赢钱的人认为反正是天降横财，没有什么舍不得的感觉，请客往往十分大方；输钱的人则需要在其他娱乐中补偿快乐，也会起哄要求赢家请客。

实际上对于群体成员而言，赌博并不仅仅是打发时间的娱乐、挣取快钱的方式，更是社交一环，是确定地位和获取认同的有效手段。

长此以往，这是那个特定群体日渐形成的独特生活方式。这种今天有钱今天花光的生活方式看似潇洒随意，但却建立在赚快钱和冲动消费的基础上。必须要想方设法确保钱的来源，才能维持这种自由冲动消费的生活方式。

这就是赌与贷往往相连的逻辑原因。

网络时代的赌与贷

在前文所述那个总人口千人左右的小镇上，把赌博引入生活常态的青年人约有二十多人，但真正从中捞到了钱的极少极少。因赌欠债，才是客观现实的常态。据统计，这些人身上背的债务有多有少，少得二三十万，多的有两三百万。

网络时代的通讯、技术便利，一旦被用到赌博APP上，同样也能让赌博这种“服务”变得更容易获得、使用门槛更低，也就是获得了更佳的使用体验。

一个提供赌博业务的软件，从流行的炸金花、斗牛，到历史较为悠久的麻将、六合彩，只要有人想玩的赌法，总会有产品愿意满足。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碎片时间，他们也可以到微信红包群里赌一把，如果赢了，到手的差不多就是一包烟钱。

参与赌博变得更容易，参加次数变得更频繁，赢钱和输钱的几率自然也成倍飞涨。但想要提升收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同样具备极大便利性的网络借贷就入场了。

大规模整顿网贷之前，存在于网络上的各种借贷平台名目繁多，并且门槛极低。大部分情况下只要提供身份信息，就可以开户借钱，而随着提供的证明信息越多，例如驾驶证、房产证等，可借贷额度也就随之升高。

网贷成了这些年轻人放心大胆参与赌博的心理堤坝，然而这条堤坝却是虚无缥缈的。当借贷人拆了东墙补西墙，在各个平台和银行之间进行周转时，转来转去的其实无非数字而已。真到了所有平台都借不出钱的时候，也就是暴雷时刻的到来。

尽管如此，在一夜暴富、绝地翻本之类远景的诱惑下，赌徒们依然前仆后继。他们口耳相传的故事永远都是谁谁谁赢了一票大的，一夜入账数十万；但与此同时，真正占据了大多数的输家们，却从来不在这些故事中露面。

通常情况下，欠债数额只要还在父母承担能力之内，最后往往都是按大事化小的路线解决。毕竟父母也好，借贷者本人也好，首先必然会考虑自己一家在当地的面子。按照某些地区的惯例，欠债如果没有超过十万，那都是不值得说出来的事。

当初校园贷的种种事实被披露出来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大量关注和讨论。相比之下，发生在小城镇中的网贷似乎没有那么值得同情，毕竟这群借贷人差不多都是成年人，应该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

然而换个角度来想一想，在称为象牙塔、相对更加单纯的校园内部，借贷消费、“先要会花钱，才能会挣钱”等等理念都已经如此深入人心；那么换到没有高墙保护的小城镇，人们受到的影响是否会比学生们更加强烈？

滑向诈骗的深渊

有的是网贷暴雷、对钱的需求比以往更加强烈，也有的是仍然沉浸在一夜暴富的美梦中不愿醒来，总之，当网贷平台也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，跨出最后一步的几率也就随之飚高。

在不少城镇的老居民圈子中，其实早有心知肚明的潜规则：如果某家的年轻一代一直以来都说不出在做什么常规职业，却又忽然之间出手豪阔、在赌场一掷千金，那么十有八九是沾上了电信诈骗。

这一条规则说不上什么严密推理，也不排除确实有一些情况是出于“恨人有笑人无”的酸劲。然而大多数时候，这个判断标准是相当准确的。

在国内开始专项打击电信诈骗之后，大量原本干这一行的人以团队为单位向东南亚偷渡，在缅甸境内、特别是其政府鞭长莫及的缅北地区落下脚来，重操旧业。

当然缅甸方面也同样会有针对诈骗活动的专项打击，每到这种时候，这些诈骗团队就会又转移到云南边境。要么就地继续从事诈骗，要么就蛰伏下来等待时机，等待缅甸那边的风头过去。

在疫情期间被官方通告劝返的人员中，一部分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，才会长期滞留缅甸。

从混社会到赌博，再到网贷、涉足电信网络诈骗，这样的路线在不同人的身上展现出共性，几乎已经成了城乡分化大背景下小城镇青年一代典型的道路之一。

信息传输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几乎人人都能通过网络了解到身边之外的世界。然而现实生活却有着种种限制，大量空余的时间应当如何填补？

小城镇人的眼光盯着城市，然而那些二三线城市的人同样向往着大城市的精彩生活。本质上来说，这并没有什么区别。

结语

老一辈的村民每每感叹，认为这个世道变了，“我们当年怎么样怎么样”，年轻人的事让他们完全看不懂。实际上，这正是消费主义大潮日渐蔓延的直接后果之一。

人的欲求可以是无穷无尽的，精神如此，物质也是一样。当“大把花钱买快乐”的人生态度成为流行和常态，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所推崇的那种勤俭持家、精于聚敛的风气相比，两者早已截然不同。

如果要往更深的地方说，那些困在赌博之中、甚至深陷网贷和诈骗危机的小城镇青年，缺失的是对他们自己而言有吸引力的目标。这个目标可能是为了他人，也可能是为了自己，但一旦这个目标变为虚无，很难避免迷失的感受，不得不去从刺激中寻求慰藉。

官方参考文献：

《小镇青年，困在赌博里》，《新周刊》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吕德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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